马克思、恩格斯的犹太恩怨录 ｜ 圣地二十五年手记
独角兽导读
《圣地二十五年手记》是张平教授的散文作品集。最初是《圣地八年手记》，后来是十年，十五年，二十年，二十五年。
结合在以色列长年生活经历和学术研究，《圣地手记》（简称）贡献了了解以色列及犹太人世界的既有理性深度又有文化趣味的不二选择。
作品集分七个部分：人物记、风土记、政情记、战火记、问学记、智慧记、顿悟记。未来，将在“平行逻辑”公众号，陆续发表。集子还未出版，能抢先阅读者，不可谓不是一种福利。
马克思、恩格斯的犹太恩怨录
第
1
则
-海因里希·马克思-
1815年6月18日，拿破仑战败滑铁卢，法国大革命的洪流开始退潮。战前九天，欧洲列强签下维也纳协议，瓜分了法国在大革命期间征服的所有领土。在法、荷、德三国交界地，一块叫莱茵蓝的土地被交还给了普鲁士王国。在这块土地上有个叫特里尔的城市，这城市里住着一个叫希施尔·利未的犹太人。
犹太人里姓利未的，都是《圣经》时代犹太教士利未人的后代。这位希施尔出生的利未家族是特里尔的犹太拉比世家，属于当地的犹太望族。他娶的妻子是荷兰犹太望族，也是拉比世家的普赖斯堡家族的女儿。跟这个家族联姻的荷兰另一个犹太富豪菲利普家族，后来创立了飞利浦电气公司。
不过这位希施尔对犹太教没什么兴趣。他属于犹太启蒙运动感召的那一批“现代化”犹太人中的一员：不讲犹太人传统的意第绪语，而是讲一口流利的德语；不读犹太教的经书典籍，而是熏陶在德国经典哲学的理性分析之中；不打算继承父业做拉比，而是学习世俗法律，立志当一名律师。恰好1797年革命中的法国占领了莱茵蓝地区，拿破仑的革命法律把犹太人从隔离区解放出来，给了他们公民权，允许他们从事法律、政治等上层职业。希施尔发奋努力，终于在1814年获得了律师资格。
海因里希·马克思。图片来源：网络。
然而时代的一粒灰，落到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1815年江山易手，旧时代的排犹法律跟着普鲁士王国一起复辟了，犹太人再次失去公民权，丧失了从事上层职业的资格，希施尔的律师资格一夜之间被剥夺，年近不惑的他一下子失去了生活来源。说起来希施尔是个坚定的普鲁士爱国者，他反对拿破仑的占领，支持普鲁士王国的“解放战争”，他对德国文化的认同和对普鲁士王国的忠诚，即使是在法国统治的二十年里也没动摇；加上他人缘极好，跟本地的普鲁士上流社会过从甚密，不少人为他求情，希望当局网开一面，特许希施尔当律师。然而没用，普鲁士司法当局拒绝了希施尔等人的多次申请。两年后，希施尔改宗基督新教路德派，放弃了犹太人身份，名字也改成了非犹太化的海因里希·马克思。一年后，他的第二个儿子出生，取名卡尔·马克思。
虽然是被迫改宗，老马克思似乎并不十分介意。他对宗教本来就不甚挂心，又是利未家族第一代接受“西学”教育的知识分子，对犹太传统的读经求律法兴味寡淡。改宗以后，他在普鲁士上层圈子里如鱼得水，他的律师事业也一帆风顺，发财之余，顺便又买下了几座葡萄酒庄，日子可以说是红红火火。与马克思家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特里尔成千上万的未改宗的犹太人，也就是马克思的大伯继承祖业，以拉比的身份照管那个犹太社区。那些犹太人大多只会讲意第绪语，过着一种自我封闭的底层社会的生活，一方面是普鲁士王国排犹法律把他们排斥在通往上流社会的职业通道之外，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固守传统拒绝学习现代知识。
第
2
则
-卡尔·马克思-
卡尔·马克思便是在这种二元对立的犹太世界里长大的。一边是以他父亲为代表的“西学”犹太人，西装革履，一口流利的德语，学习西方知识，从事着高大上的职业，过着潇洒富足的生活；另一边是以他伯父为代表的传统犹太人，操着除了犹太人以外谁都听不懂的意第绪语或者蹩脚的德语，读经求法，经商谋生，在歧视与迫害的夹缝中艰难度日。这种对立甚至直接体现在马克思家里：与他的父亲不同，马克思的母亲来自一个东欧犹太家族，严守犹太传统生活准则。她一生都只能讲蹩脚的、有大量意第绪语影响的德语，像一个传统犹太妇女一样勤俭持家，无时无刻不充满了一种焦虑和不安全感。而马克思在这二元世界中的倾向从他和父母的关系中就能看出来：他一生都与母亲关系紧张，母亲总是抱怨他不会挣钱，老大不小了还得跟家里要钱，“如果卡尔不是谈论资本而是积累资本就好了，就不用跟我要资本了。”父亲则是他一生的楷模，一直到晚年，他谈起父亲来都会兴致勃勃、滔滔不绝。他随身一直带着一张父亲的照片，不时会拿出来看。在他的葬礼上，知根知底的老朋友恩格斯亲手把这张照片放进了他的棺材。
卡尔·马克思。图片来源：网络。
当然，当时德国的“西学”犹太人并非只有马克思，而是有一个圈子，包括大诗人海涅，跟马克思为了犹太人问题论战的鲍威尔，政治批评家伯尔纳，等等。他们都是改宗的或者是脱离了传统犹太生活的犹太人，其中有不少是青年黑格尔学派的成员。他们共同呼唤的主题是“解放犹太人”，类似于新文化运动对传统中国人的态度；而他们共同的精神导师是黑格尔。黑格尔认为犹太人跟黑人一样，自我封闭，脱离了主流历史的发展；犹太教聚焦于日常生活琐事，没有西方哲学那种形而上层次的抽象提炼能力，因而犹太人不仅自身处境悲惨，而且对人类社会毫无贡献，“全无创造力”。
今天看来，黑格尔对犹太人的评价基本上是基督教与犹太教宗教纷争话语的哲学延续，对犹太精神没有深层了解，因而他的主要判断是错误的。他没有看到犹太传统蕴积着强大的创造力，只不过由于与西方知识体系的隔离，在他那个时代，这种创造力尚未爆发出来而已。他对犹太文明的本质及其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间关系的理解也是完全错误的，而这种错误是由他的弟子马克思来纠正的。
对两个犹太世界都深入了解的马克思撰写了《论犹太人问题》，他在以下几点上显示了非同寻常的洞察力：首先，仅从宗教或者抽象理念去理解犹太精神是误入歧途，要理解犹太精神，则必须理解犹太人的世俗生活。其次，犹太文明的本质是商业文明，“犹太人的世俗礼拜是什么呢？经商牟利。他们的世俗的神是什么呢？金钱。”第三，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实际上是犹太商业文明的胜利，“犹太人的实际精神成了基督教各国人民的实际精神”。
马克思的结论是，“解放犹太人”的途径不是让犹太人基督教化，而是从根本上消灭商业文明：
“如果有一种社会组织消除了经商牟利的前提，从而消除经商牟利的可能性，那么这种社会组织也就会使犹太人不可能存在。他的宗教意识就会像淡淡的烟雾一样，在社会这一现实的、生命所需的空气中自行消失。另一方面，如果犹太人承认自己这个实际本质毫无价值，并为消除它而工作，那么他就会从自己以前的发展中解脱出来，直接为人的解放工作，并转而反对人的自我异化的最高实际表现。”
马克思对犹太传统的批判是与他与资本主义的批判联系在一起的，因此终其一生，“犹太人”在他的著作中都是一个贬义词，代表着一种唯利是图、在理想社会中应该消失的人群。当然在本质上，马克思在犹太人问题上对黑格尔及其追随者的批判可以被看作是“犹太话语”对“基督教话语”的批判，是“关注现实生活”的犹太传统对“关注神学体系”的基督教哲学传统的挑战。
第
3
则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恩格斯不是犹太人，对犹太问题没有马克思那种切肤之痛，最初谈到犹太人时用的都是中性语调。后来受马克思的影响，恩格斯谈到犹太人也都是贬义的，基本上是“投机家”、“金融资本家”的同义词。不过这种情况在马克思晚年，特别是在马克思死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引发这种变化的首要因素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反犹主义逆流沉渣泛起，而以马克思为首的犹太裔共产主义者成了这种反犹主义的首要攻击目标。
这种反犹主义的代表人物是巴枯宁和杜林。巴枯宁作为国际共运中的无政府主义领袖，在第一国际中与马克思爆发了一场恶斗。1871年，巴枯宁指责以马克思为首的一大群犹太人操控了全部德国媒体，“一只脚在银行里，一只脚插入了社会主义运动，”形成了一个跨国界的“吸血鬼”、“寄生虫”联盟。他无中生有地宣称马克思与英国犹太银行家族罗斯柴尔德家族“互相欣赏”，而马克思的中央集权理论就是为了建立一个大集权的中央银行，让罗斯柴尔德这样的“犹太寄生虫”继续剥削劳动大众。杜林则建立了一整套反犹种族主义体系。他宣称犹太人的问题不是宗教或文化问题，而是无可救药的邪恶人种的问题。他攻击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是犹太人“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诡计。他提出解决犹太问题的唯一办法是把整个犹太人种从西方世界清除出去。杜林的反犹主义理论是纳粹反犹理论的先驱，两者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
杜林的理论在当时的德国社民党中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恩格斯不得不中断《自然辩证法》的写作，在1876——1878年之间撰写了一系列反击的文章。这些文章后来结集成书，以《反杜林论》的书名出版，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宣言。也正是在这本书中，对反犹主义的批判首次出现在马恩著作中：
甚至杜林先生一有机会就表露出来的夸张到可笑程度的对犹太人的仇恨，即使不是一种特殊普鲁士的特征，也是一种特殊易北河以东的特征。这个傲然蔑视一切偏见和迷信的现实哲学家，本身却如此深深地浸沉在个人的奇奇怪怪的想法中，以致把中世纪的迷信中流传下来的反犹太的民族偏见叫做建立在“自然根据”之上的“自然判断”，并且竟提出了这样伟大的论断：
这时起，恩格斯把批判反犹主义视为己任。1890年，他在给奥地利社民党领导人的信中明确指出：“反犹主义是一种落后文明的明显标志，因此它只存在于普鲁士、奥地利和俄罗斯。”针对打着“社会主义”名义的反犹主义，恩格斯指出：
“反犹主义只不过是中古的、灭亡中的社会阶层对现代社会的反应，这个社会阶层主要由资本家和食利者组成；虽然反犹主义披着社会主义的外衣，但它只会为反动势力服务；它是封建社会主义的一个变种，我们必须与它划清界线。”
在这里，犹太人不再是“资本家”的代名词，而反犹主义者则跟“资本家”绑在了一起。恩格斯甚至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做了辩护，他说该家族在英国不过是一个中等家族，跟美国的百万富翁相比“不过是一个乞丐”，而美国的百万富翁中一个犹太人也没有，在欧洲大陆也没有犹太大富豪，因此犹太人与资本家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越接近晚年，恩格斯对犹太人越为赞赏，跟早年冷嘲热讽的态度大相径庭。
弗雷德里希·恩格斯。图片来源：网络。
恩格斯对犹太人态度的转变也与国际共运中出现的大量犹太活跃分子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中马克思的女儿艾琳娜对他的影响尤其大。与马克思刻意与犹太身份保持距离不同，艾琳娜高度认同自己的犹太身份，以“犹太女性”自称，与犹太共运人士谈话时总是说：“我们犹太人”，且她的“犹太人”概念并不限于犹太无产阶级，她对各个阶层的犹太人都抱有好感。艾琳娜与恩格斯关系密切，恩格斯把她当作自己的女儿，受到她的影响也是理所当然的。
1892年，艾琳娜介绍美国犹太工人运动领袖亚伯拉罕·卡翰与恩格斯见面。恩格斯拿起一份意第绪文报纸，大声念了起来。念过几行以后，他对卡翰说：“你以为我读不懂上帝的语言吗？我告诉你，资本家们的报纸现在完全有理由说我，恩格斯，是一个犹太人！”
就这样，从马克思拒绝意第绪语，到恩格斯朗读意第绪文报纸；从马克思把“犹太人”与“资本家”视为同义词，到恩格斯拆除两者间的联系；从马克思将犹太人看作一种应该消失的历史现象，到恩格斯骄傲地宣布自己可以被称为犹太人，马恩的犹太恩怨走了一个完美的闭环，而在这个闭环背后的，是西方文明中毒瘤般难以清除的反犹主义恶行。马克思的父亲一生忠于普鲁士王国，却因为自己的犹太身份差点有国难投；马克思一生疏远犹太身份，到头来却被自己的同道骂成犹太团伙的头目。这一切似乎都在印证着萨特的一个理论：犹太人是被反犹主义的“他者”逼迫出来的。
张平 2020年11月27日 于特拉维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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